本文系博客精选，来源于“傅国涌”
文｜傅国涌
[傅国涌按：今天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诞辰日，他生于1828年9月9日。我想起四年前的俄国之行，专程前往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最震撼的是那个青草覆盖的墓。我在旅途中有个小讲座，当年曾在这里发过一次，再发一次。]
今天，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故乡——图拉见识了晴天，也见识了雨天，在离开托尔斯泰的庄园时再来讲托尔斯泰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首先想起的是1924年，中国诗人徐志摩来到莫斯科，见人就打听托尔斯泰的消息，那时托尔斯泰离世已经十四年，后来他见到了托尔斯泰的大女儿，六十岁的和气老太太，会说英语和德语。他在国内时，曾在《东方杂志》读到一则新闻，说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去起诉骨头已经腐烂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列宁临终前嘱咐他太太，一定要想法取缔它，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判决是列宁的太太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书都化成了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徐志摩觉得这消息太离奇了，所以，他见到托尔斯泰的大女儿，当然就要问这个问题，大小姐没有直接回答他，只是说：现在书店里托尔斯泰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书都快灭迹了。徐志摩又问，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回答，“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这是徐志摩的《欧游漫录》之九，最早发表于1925年8月1日的《晨报副刊》）
四年后（1928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来到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看到了我们刚刚在雨中看到过的那个墓。当时，这个墓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不知道有没有如此茂盛的青草，又过去了将近九十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土堆不仅长满了青草，而且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当年，茨威格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土堆前，没有碑，没有标志，什么也没有。他被这个世上最最朴素的墓深深地感动了。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帝王们恢弘的陵墓，墓中的陪葬者和陪葬品，就更能体会到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怎样高贵的人。他连一块墓碑都不要。我们今天看到的托尔斯泰墓，就是八十九年前茨威格看到的那个墓。他说这是俄国最美的墓，其实又何尝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墓。仅仅这个墓的存在就彰显了一颗最美的人类的心灵。托尔斯泰是全人类最熟悉的伟大作家之一。他和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不一样，他代表的不只是本民族的良心，更是代表了人类的良心，他的心脏始终是为整个人类的苦难而跳动的。在他的传世作品中，我们听到的是人类高贵的声音，也是深沉、博大的声音。
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终于1910年，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82岁。他存世的19世纪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正是人类历史急剧变动的82年。他很有幸赶上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代，特别给了文学家以最大的宽容，给他们留出充分的创造空间，俄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世界级的作家，在此期间写出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期间（1855到1881年）完成的。那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是在1881年终结的， 1881年之后这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开始消逝。托尔斯泰曾经在1881年宣布，以后我不再写小说了。事实上，他在1889年到1899年的10年间他还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代表了俄国文学巅峰之一的《复活》，就是在他年过70岁以后才完成的。
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享有世界性的地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另外两个作家活着的时候就跟托尔斯泰一样享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一个是法国的伏尔泰，一个是德国的歌德。毫无疑问，伏尔泰、歌德、托尔斯泰，他们分别是属于法国的、德国的、俄国的，他们用法语、德语或俄语写作，但是他们又都是属于整个地球的，他们都超越了自己的国界，他们的作品早已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20世纪之前，也就是托尔斯泰还活着的时候，对于谁是俄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争议，当然就是托尔斯泰，他是世界公认的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他几乎主宰着俄国文坛，成为歌德之后一个在世的作家在全世界的瞩目之下牢固地主宰着一个民族文学的人。但是到20世纪之后，文学研究者的眼光、学术的方向开始有所改变。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当中有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地位应该比托尔斯泰更重要。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深刻，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这一系列作品代表着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善与恶问题的追问，对终极信仰的关切，都超过了托尔斯泰的深度。所以，有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托尔斯泰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要。也有人认为契诃夫更重要，号称世界上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的契诃夫，是俄国文坛上极具特色的、有超强的原创性的小说家。有人认为他在文学上高于托尔斯泰。这样一来，俄国文学到底谁最重要，就有了三个选项。现在又过了一百来年，总的来看，托尔斯泰的博大、深沉还是无人可与他相媲美的，他仍然是俄国文学的首席代表。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最深刻的作家，那么托尔斯泰就是俄国最博大、厚重的一个作家，在他身上显示着人类的宽度，毫无疑问他留下的作品也是丰富的，他一生写了90部作品。在他82岁的人生当中，平均一年要写出一本多的作品，而且常有精彩之作，这样的作家放在整个人类史中都是罕见的。
不过，对于许多俄国人来说，他们不一定这样看。俄国人从来都不认为托尔斯泰是整个俄国文学的中心或者象征。那么，谁是俄国文学的中心或者象征呢？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学的中心和象征是普希金。只活了39岁的普希金是俄国文学的太阳，被视为俄国文学的代表。但，无论是普希金，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契诃夫，都代替不了托尔斯泰，尽管托尔斯泰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活到了1910年，是进入了20世纪的作家，但他竟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错失的几个伟大文学家之一。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损失，不是托尔斯泰的损失。在俄国的文学史上，将来有多位作家或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普宁，比如《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比如布罗茨基，比如索尔仁尼琴。但是他们的作品和影响，就哪一方面看也都没有超越托尔斯泰。我曾看到过一句话，托尔斯泰的星光永远不会被任何一个天体所遮蔽。他是一个伯爵，世袭的伯爵。在图拉的庄园里，他是主人，生下来就是主人。他是古老的俄国贵族，但是他很不幸：两岁，他的妈妈就死了，他没有了母亲；他九岁时，又失去了父亲。他是姑妈养大的，据说他姑妈的形象后来被他写进了伟大作品《战争与和平》当中，索尼娅的原型是按他姑妈的样子写的。姑妈是他一生最敬爱的人。1844年，他到喀山大学读东方语言专业，他不喜欢，又转到了法律系，在法律系读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喜欢，1847年他还没有毕业就弃学了。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创作文学作品，1851年就在写小说，这一年他去当了兵，在炮兵部队里面成为一名士官生。1851年，熟悉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就是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打出太平天国旗号的那一年。1853-1856年，俄国与土耳其也发生了一场战争。他亲自参加、亲眼目睹过战争的残酷。他是一位英勇的士官生，经历过战争，又有极高的文学天分和对人类的悲悯，所以他最终能写出《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们无法理解托尔斯泰怎么写出《战争与和平》这么一部渗透着恢宏气势的大作品。罗曼·罗兰说，在整个19世纪欧洲的小说当中，能够与《战争与和平》并列的也许只有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司汤达的《红与黑》，但就创新的特性来说，要比《红与黑》和《包法利夫人》更醒目，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领域和疆界。比如，《战争与和平》的写法就很不像小说，最后一部分甚至长篇大论地讨论历史的理论问题。这是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极为罕见、几乎没有过的。在小说里插入理论讨论，这是托尔斯泰开创的一个新写法，它意味着这部作品不只是小说、虚构的文学，不仅是艺术，而是在小说的巨幅画面当中，“添加了不可或缺的景深和智性的氛围”。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在整个世界都引起极大的震动。
他不仅写出了这部小说，大家都知道他一生的三部代表作。他在1873年到1874年写出了第二部重要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当他写完这部作品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的文学才华枯竭了，写不下去了，没有机会再写新的作品了。他曾经想过转行去研究历史，要写一部彼得大帝的传记，要写一部十二月党人的传记。但是他都没有完成，期间他写了另外一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忏悔录》，这部作品使他后半生的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
非常有意思的是，托尔斯泰这个人总是不停留在已有的文学成就上面，他始终希望突破已有的高度，要有新的创造。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为创造而活着的，不是为安逸地躺在已有的成就上而活着的。现在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相比，俄国不算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甚至是一个有点年轻的国家，它只有一千年的历史，而中国是一个有将近四千年历史的国家，但是俄国在18世纪以后井喷式地爆发，出现了一系列世界级的文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思考。
法国20世纪的文学家罗曼·罗兰曾写过一本托尔斯泰传，他的解释是，俄国文学是在希腊的树干上长出来的一根侧枝，最早的种子是在公元10世纪末从君士坦丁堡飘过来的，和东正教的信仰一同落在了俄国的土地上。这段话很重要，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俄国文学传统的源头在哪里？俄国的文学传统在希腊。希腊文明自10世纪末透过君士坦丁堡传到了俄罗斯，希腊的悲剧、希腊的喜剧、希腊的荷马史诗、希腊的神话、希腊的艺术、希腊的哲学……都是俄国文学的精神源头。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精神源头就是东正教信仰，即源自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信仰，在俄罗斯大地上落地生根、发芽、成长，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东正教信仰与希腊文明的奇异结合，就形成了19世纪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文学家的深厚土壤。这个现象就跟罗马帝国时代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结合成为西方文明的主流是一个道理 。所以，俄国的历史也是从公元10世纪末开始，突然成为一种具有辐射世界能力的全新力量。在10世纪末以前，俄罗斯民族或者东斯拉夫民族经常是被周边的民族欺负的，包括蒙古人、契丹人、鞑靼人，包括土耳其的这些帝国。但是在10世纪末以后，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俄罗斯的文明逐渐成熟起来，在18世纪之后产生了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一系列诗人、文学家，也包括一系列科学家。这跟彼得大帝在19世纪初开始的改革、特别是建立大学有很重要的关系。普希金就是彼得大帝所建立的贵族子弟学校——彼得堡皇村学校毕业的。
普希金1811年进入皇村学校，结识了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丘赫尔伯凯等人。皇村学校的许多贵族子弟将来成为军官，他们中的不少曾经参加过对付拿破仑的战争，一路打到巴黎，打败了拿破仑，把他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这些军官也吸收了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普希金他们就是在这个年代、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1828年，也就是十二月党人在1825年发动起义失败三年后， 在图拉的这个庄园里诞生了一个婴儿——列夫·托尔斯泰。 孙中山生于1866年，也就是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沦陷两年后，在广东的一个村庄里，离洪秀全的故乡相去不远的地方诞生了一个婴儿，将来要建立中华民国，历史的关联性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托尔斯泰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他对《圣经》非常熟悉，不是一般的熟悉，《圣经》是他一生读过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浸透着《圣经》的精髓，处处都有《圣经》的教导在里面。从早年的作品穿过《忏悔录》抵达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复活》，他的文学作品与《圣经》是难以分割的。罗曼·罗兰是一个文学家，也是在欧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学家，他比较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心灵。他说，托尔斯泰有个伟大的心灵。他在俄罗斯大地上所发出的光焰对罗曼·罗兰那一时代的法国读者来说，也曾经是照耀他们青春时代的最清纯的光彩。《战争与和平》就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这是《荷马史诗》当中的一部，另一部是《奥德赛》），整个世界无数人物的热情都在《战争与和平》当中跳动，这部伟大的作品在托尔斯泰的计划当中原来只不过是一部史诗般的大壁画，整个俄罗斯历史当中一幅中心的画。他曾经计划从彼得大帝一直写到十二月党人的时代，但是他写完《战争与和平》之后就写不下去了，没有写成一系列大作品，反而转向去写了一部《忏悔录》。《忏悔录》代表什么？在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上，有一个写《忏悔录》的传统。从罗马帝国衰亡时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法国18世纪的启蒙作家卢梭的《忏悔录》，到19世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欧洲历史上以《忏悔录》作为书名的经典名作有无数部。我们说，《忏悔录》是欧洲的传统，或者准确地说，《忏悔录》是基督教文明中的传统，或者说是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传统。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之后写出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代表着作家托尔斯泰要回到上帝面前。他开始认识到，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他把自己的信仰归结为几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的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的存在。他将摩西的教训就是摩西十诫归纳为五条教训，或者叫“五戒”：第一不发怒，第二不犯奸，第三不发誓，第四不以怨报怨，第五不为人敌，就是我没有敌人的意思，这是从摩西十诫中发展出来的一个观念。这是从消极的一面理解基督教的主义。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也是《新约》当中的话：要爱上帝和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这是整个基督教给人类最重要的一句教诲。在他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复活》中，我们可以比在他的其他任何一部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那双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心的、深入人类灵魂的那种目光。托尔斯泰在他的笔下每个灵魂当中都看见了上帝的存在。什么是上帝的存在？只要你看到同情的、悲悯的、有博大深沉的爱，你就看见了上帝。所以，托尔斯泰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同情心、悲悯心，具有博大深沉的爱的人，渴望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不能看见不公正，不能看见人类有苦难。他会为人类的苦难而落泪。虽然他自己很有钱，他的庄园这么大，将近400公顷，他拥有辽阔的土地，一生一世也享用不尽，他却为自己拥有这么多财富而感到羞愧，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人生活在贫穷、生活在被欺压当中。他不忍心看见世界上有灾难、有战争。所以，当1904年日俄战争发生时，他公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沙皇和天皇放下手中的武器，停止这场战争。大家都知道，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一场战争，结果就是小小的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个大国。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吃了大亏，丢了所有原来在东北的权益，而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一跃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强国。这场战争也唤醒了一个生于1881年的“80后”——年轻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他在日本看到中国人的麻木、中国人的愚昧。他认为学医不能救中国人的灵魂，所以他要弃医从文。那个时候他只有24岁，还不叫鲁迅，周树人只是一个从绍兴来的小个子留学生。他也不懂俄语，但是这场战争让他悟到了即使成为一个良医也只能救人的身体而不能救人的灵魂，所以他立志想要成为作家。托尔斯泰在这场战争中发出的公开信有没有用呢？没有用，沙皇不听他的。当然，沙皇也没有抓托尔斯泰。他在世界上有崇高的威望，也是俄国的伯爵，沙皇并不能对他怎么样。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发展出了他的思想，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发展出来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毋以恶抗恶，就是非暴力主义，或者叫无抵抗主义。他的非暴力主义、无抵抗主义从哪里汲取了精神资源、思想养分？首先当然是从基督教的资源里面汲取了“打你的左脸，就把你的右脸也给他打”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东方文化当中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的先哲们的教导比如在孔子和老子的教导里也有类似的意思。1906年托尔斯泰接触到了东方文化，特别是读了老子的著作、孔子的著作的俄文翻译本，他大为惊讶。他认为，孔子和老子是伟大的哲人。在他的书房里，至今还摆放着这两本书。今天不巧是星期一，我们没能进到他的书房，看见这两本书。我们上午去过的那个房子里面有他的卧室，他的书房，他的办公室，有很多东西是原样摆放。里面的书是托尔斯泰生前看过的，原封不动，今天我们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当然，我们不懂俄文，没关系，看不懂也是一种对话。这世界上有多少事是你能看懂的？外面的一只鸟，一朵花，一枝草，天上的一朵云你都看懂了吗？未必啊！植物学家未必看懂了世上的花草，动物学家未必看懂了世上所有的牛羊，天文学家未必看懂了天上的乌云和白云，星光和月亮。但是不要紧，虽然看不懂，我们仍然在里面领受了我们能领受的美的部分、善的部分。
当托尔斯泰年老的时候，1906年，他的生命只剩下了四年。那个时候他的声望太高了，全世界到处有人给他写信。他几乎每天都要给人写回信，所以他每天都是很辛苦的。世界各地的人写给托尔斯泰的信，都会得到他认真的对待，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道德的表现。中国有两个人给他写过信，今天上午我在托尔斯泰的墓前讲到林琴南（林纾），翻译家，也是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的一个大家，1905年与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往来。还有一个人，我们只看见了俄文的译音，具体是哪一个人，现在还无法对号入座。
那时候，中国和日本、其他亚洲国家都有人在翻译《复活》这部作品了。老托尔斯泰在世界上的声望已经达到了他的顶峰状态。就他的宗教信仰而言，他如此虔诚地信仰上帝，每天阅读《圣经》，不断地在他的作品当中用四福音书来回应人类所追问的终极关怀问题，但是他却与东正教教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神圣宗教会议决定开除他的教籍，即使如此，他仍然相信《圣经》，相信上帝，只是他跟东正教会主张的教义不合。在他看来，人相信上帝就要过一种言行合一的生活，说的要跟做的一样，所以他认为自己活得很羞耻。为什么？他太有钱了，他过的是一种很富有的生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一生中经常想到要出走，离家出走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他多次动过这个念头，并且付诸实践。1884年他就曾经离家出走，但是那一次出走，他又回来了，还活了好多年。他一生中也曾无数次地希求自己被流放，被监禁，去喂臭虫，甚至上绞刑架。为什么？一个人希望自己被关起来，去喂臭虫，被流放，被抓起来杀头，上绞刑架，有这样傻的人吗？有，至少有一个，就是托尔斯泰。其实也不仅是一个人，人类历史上，有无数的这样的人。为什么他想这样做？因为他想成为跟耶稣基督一样流自己血的一位殉道者。他想这么做，但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一直很遗憾。
1903年，他曾经写下过一段话：“我的活动不论对于若干人士显得是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他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他接着说，“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1910年，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八十二岁的他仍然选择了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不久他就生病了，他在一个小火车站病倒，很多人来照顾他，他在病床上非常羞愧，说了一句话，“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说完这些话，没有多久，11月20日他就死了。临终前留下的遗嘱是，不要墓碑，不要什么坟墓，只要一个装得下的长方形棺材，像一个乞丐一样把我埋葬了吧。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坟墓，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世界上最朴素的乞丐一样的坟墓，却装下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也就回应了1928年茨威格来到墓前为什么要说这是世间最美的坟墓。托尔斯泰死了，托尔斯泰还没有死，今天我们万里迢迢来到托尔斯泰的墓前，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就证明世上有很多的人没有忘记他。
他的灵魂还在说话，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庄园里，他生活了整整六十年，在他一生的有限的八十二岁当中，六十年的时间是在这个地方，起居、饮食、骑马、散步，许多林间小道都是他走过的，我们今天穿过的其中一条小道，就是当年托尔斯泰不断地走来走去，构思了《战争与和平》的那一条林中小道，只是今天变成了我们在里面拍照的林中小道。
他不仅以他的文学作品影响了这个世界，也以他的非暴力思想影响了人类世界。包括印度的甘地，甘地1909年写信给托尔斯泰，那时甘地还年轻，托尔斯泰却垂垂老矣，八十一岁了，但是他在写给这位年轻人的信中却说，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这问题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将来要在印度，在美国，在世界各国发扬光大，透过甘地、马丁路德·金这些人物要成为人类珍贵的精神遗产，他们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18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说过的那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刹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诞生了。什么是知识分子？医生、律师、教师、作家、记者、编辑，就职业分工来说，好像是。但在本质上说，知识分子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意思就是拉吉舍夫所说的，“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能够产生这样念头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他是不是医生、是不是律师、是不是记者、是不是作家、是不是教授，没有关系。他只要产生这个念头，他就是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想起另外一句话，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要是没有内部的光辉，宇宙不过是一堆垃圾而已。”什么是内部的光辉？内部的光辉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在我们的念头当中，会跳出上面这一句话来的那种光辉——“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灵魂而受伤。”如果你能跳出这个念头，你就是知识分子，你就是跟托尔斯泰、拉吉舍夫、爱因斯坦一样的人，因为你能听懂他们的话，你就是有内部光辉的人。如果没有这一种内部的光辉，爱因斯坦认为宇宙也不过是一堆垃圾，所以宇宙的存在是为了什么？科学家回答不了，有的哲学家也回答不了。宇宙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这是美国19世纪的作家爱默生说的。
美是什么？美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如果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内部的光辉。宇宙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在灵魂上爱美的欲望，就是彰显人类内部的光辉，人类之所以会爱美，跟人类内部有光辉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看见了托尔斯泰的爱美的心灵，看见了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东西方的宗教、哲学，最后在他的身上融汇成了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有人说这是托尔斯泰主义。我说这不是什么主义。因为主义这个词被滥用了。与其说是什么托尔斯泰主义，不如说这不过是托尔斯泰平凡、卑微的生活准则。平凡而卑微的生活准则在托尔斯泰身上彰显出来，也在爱因斯坦身上彰显出来，在甘地的身上彰显出来，也在泰戈尔身上彰显出来，在胡适之身上彰显出来，在鲁迅身上彰显出来，东西方的这些文学家、哲学家、诗人们，在他们的身上都包含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人类的精髓，人类的美好的追求。所以，当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不公不义的事情，托尔斯泰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如同爱因斯坦不会对希特勒胡作非为保持沉默一样。1908年，离开托尔斯泰生命的终点还有两年，他给沙皇写了一封公开信。因为沙皇要杀五个良心犯，他希望沙皇能够网开一面，留下这几个人，不要杀了他们。这封公开信题为《我不能沉默》，和法国作家左拉的《我控诉》一样，都彰显了人类的良心。不同民族的作家，都在为人类的不公平、不公正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不能沉默”，托尔斯泰的呼声中包含了对整个生活骇人的不合理、对个人心灵和全人类制度的罪恶的揭露。为了挽救一个年轻的女刺客的生命，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刺杀沙皇的索菲亚，他甚至不惜以年迈之身向沙皇去祈求。
当时，俄国有一位年轻作家叫柯罗连柯写了一篇政论《司空见惯的现象》，托尔斯泰读到以后放声痛哭。他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这位年轻作家追求善和真的理想，而善和真的理想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追求善和真、善和美的理想，是一切高贵的人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他看了这篇《司空见惯的现象》，其中讲到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中许多的痛苦、不公、不义，他哭了，不是一般地哭，而是放声地大哭。
托尔斯泰当时有一个秘书，叫古谢夫，也读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写了一封信对托尔斯泰说，“如果这种可怕的情况还要不断地重复，就不值得再活下去。”一般人都会像他的秘书一样，说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太肮脏了，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不值得活下去，但是托尔斯泰却如此回答：“依我看，正好相反。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情，那就更要活下去，那就更要希望活下去，因为你将看到那个你为它活下去的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伟大的地方，尽管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不义，看见了这个时代的黑暗，看见了世上的痛苦，看见了人类的苦难，他却说，我们仍然要活下去。
我们要知道我们值得为此活下去的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最值得活下去的是什么？就是爱默生说过的那句话，宇宙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灵魂上爱美的欲望。只要明白了这句话就值得活下去。难道我们不为这句话鼓掌吗？既然美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真善美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依据、动力所在，没有真善美就不值得活下去，当然不值得为假丑恶而活，但是因为还有真善美的存在，我们就值得活下去，当你看见假的、丑的、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既然世上有假丑恶，一定有它的反面，你看见了一个硬币的这一面，另一面也一定已经存在了。天黑了，你一定想到明天早上天会亮。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就是永不改变的永恒法则。托尔斯泰是一个伟人，他洞察了这一切奥秘。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最终的命运，八十二岁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站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托尔斯泰为何离家出走，他是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他不是为自己而出走，他是为人类而出走，因为他的灵魂中始终在追求着真善美。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孔子、没有老子庄子、没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曹雪芹、没有鲁迅胡适的中国，当然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伏尔泰、没有巴尔扎克、没有卢梭孟德斯鸠的法国，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但丁、没有达芬奇的意大利，不能想象没有荷马史诗、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不能想象没有歌德席勒、没有康德的德国，不能想象没有莎士比亚的英国。同样的道理，我们绝对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普希金、没有托尔斯泰、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离开了他们，俄国也许还剩下一堆建筑，剩下了一片广袤无垠的大地，剩下伏尔加河在那里空空地流，剩下苦难的历史，剩下了列宁墓。更无法想象，我们还会万里迢迢，两天两夜地折腾来到这块土地。我们不是为列宁而来的，虽然今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我们是为托尔斯泰、为普希金、为屠格涅夫而来的，是为柴可夫斯基而来的，当然也是为伏尔加河而来的，为白桦林而来的，为这些教堂，这些古老的宏伟建筑而来的，但是离开了托尔斯泰所代表的这一系列俄国精神代表，俄国就只剩下了一个壳，失去了他的魂。他的意义对于俄国，乃至对于世界，我们都可以想象。
1906年对于中国是什么年头呢？是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最后的时光，1908年她就死了。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决定，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惨痛变故、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她在1906年9月1号下了一道圣旨，要实行预备立宪，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国在1906年有可能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失败了，1906年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是一个什么时间呢？他的生命还剩下四年，这一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作《论俄国革命的意义》。大家可能会问，1906年俄国有什么革命？ 俄国在1905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革命，史称1905年革命，因为俄国将来还发生了两场更大的革命，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几乎把1905年革命都淹没了。《论俄国革命的意义》讲的则是1905年革命的意义。
托尔斯泰在这本小册子中这样写道：“暴力政权一天天地持续下去，就一天天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消灭着自己，即以统治者变本加厉的腐化和由此造成的被统治者日益增加的重复消灭自己，以暴力政权越来越严重地违背在被统治者身上不断发展和不断明确的道德要求消灭自己。可见，只要有暴力政权存在，人民必须改变对待政权的态度的时刻就难免要到来。这一时刻可能来得早一些，也可能来得晚一些，这要视政权的腐化程度和速度，它的狡猾程度以及民族气质是好静还是好动而定，甚至还取决于民族的地理环境是否便于人们之间相互往来，但是对于所有的民族来说，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在他写出这本小册子11年后，也就是1917年，距离此时此刻正好一百年。“二月革命”爆发了，推翻了沙皇帝国，延续了那么久的沙皇帝国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又过了八个月，另一场规模更大、疾风暴雨式的革命，红色苏维埃主导的十月革命在彼得堡爆发了。此时，托尔斯泰已谢世多年，他生前没有看见这两场革命，但是他几乎预言了这两场革命的到来，只要是暴力的政权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发生革命。“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地迟早总要到来。”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个文学家，他固然是俄罗斯这块土地的象征，是东斯拉夫民族的代表，更是人类的良心，他的心始终是一颗跳着的人类的心，不是一颗野兽的心。他与人类的苦难同在，他苦恋着俄罗斯的土地，苦恋着这一块祖国的土地，但他的眼睛却看着更远的天空，看着整个的宇宙，他不仅属于这块土地，他也属于整个的人类。他留下的遗产也远远越出了俄语的范围。我们感谢他带来的丰厚的馈赠。
回到中国，1906年，慈禧太后不是预备立宪了吗？但是来不及了，1911年还是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暴力革命，无论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还是1927年的国民革命，或叫作北伐战争。一百年间，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连绵不绝。
俄国如此，中国如此，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人类历史上不断有革命发生。
托尔斯泰有幸在1917年之前就死了，没有赶上二月革命，也没有赶上十月革命，但他预言了这两场革命的到来。
2017年8月14日在俄罗斯图拉讲，恵岸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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