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王端
我出生在北京,赶上了不算太坏的时代,但也不是太好的时代。那个时代,北方食物匮乏,每到冬天,姥姥就会储上一罐罐西红柿酱,整齐地码在炉灶下面,就像一个个身穿红色制服的小锡兵。
那时,北京冬天的餐桌上基本都是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葱花炒鸡蛋,两者不停轮流替换;再或者就是西红柿鸡蛋汤、紫菜鸡蛋汤之类,总之,就是万变不离“蛋”宗。当然,还有顿顿都吃的醋溜大白菜。
直到后来,我来到香港工作和生活。有次,我很郑重地告诉当地朋友,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只喝过上述两种鸡蛋汤,我的“饮食观”就是这么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