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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爱情和婚姻背后是什么

2021年09月08日 10:2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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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也更多样了,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主观性就更高,而它带来的打击、造成的后果都会变成我们面临的问题
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爱情和婚姻混在一起的问题逐渐暴露了。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了。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她在关系当中可能蛮难做到平等的。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大概率如此。图/视觉中国

  本文系博客精选,来源于“二湘的N维空间”

  文|刘擎

“我愿意” “我喜欢”

  我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里写过,在传统社会,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事情。我引了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例子讲,当时有观念认为结婚意味着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关系了。因为那时候,婚姻的精神是责任,是保护财产和维护家族延续,而爱情是另一回事。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到了一百多年前,“为爱成婚”的观念才开始流行。爱情和婚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爱情和婚姻这种特殊的结合会带来危机,但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两个因素阻止了。一个是男女不平等。男性主导的威权结构使得家庭稳定,但这个稳定是以一方受到压制为代价的。第二是双方的依赖。男性在家务上不独立,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对方稀缺的资源。

  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爱情和婚姻混在一起的问题逐渐暴露了。主要是女性经济自主了。女性如果在经济上不独立,她在关系当中可能蛮难做到平等的。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大概率如此。所以女性的经济自主——其实男性也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教给我们的一个硬核经验。如果现在的男生说“我养你”,女生可能会想“谁要你养啊”。

  这种情况下,维系双方在一起的功能性需要改变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但是“喜欢”“愿意”是会变的,把婚姻建立在爱情上,就使得关系变得非常不稳定。

  在感情中,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个人喜不喜欢你,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不喜欢你,或者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很可能不是单纯因为你工资不够高、才华不够好、容貌不够漂亮。爱情比较致命的地方是,一个人在关系中的“不喜欢”“不愿意”,是对另一个人的全面评价以及综合否定,这是很大的打击。

  我们现在的判断标准也更多样了,在感情这个问题上,主观性就更高,而它带来的打击、造成的后果都会变成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让我们困惑:有时候和别人讨论问题,对方一句“我喜欢”“我愿意”,似乎就无法反驳了;一句“我不在乎”,就可以否定讨论的价值。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有时甚至显得合理。由自己来判断,自己作为最高的标准,这一方面让人处在解放了的轻松和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

信任和安全感

  信任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信任有的时候很强大,但它也会很脆弱,因为信任的前提就是“有可能背叛、有可能被辜负”,所以信任才是一种能力和一个可贵的品质。也就是说,信任总是有风险的。而当一个人在感情中谈条件时,“信任”就放在了被质疑、被拷问的位置。

  比如说像婚前约定协议,在西方很早就有了。他们有一个习惯是,可以把事情摊开说,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感情。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也会有麻烦。但对于“该算的时候就要算”,他们更习惯、更能接受一些。而我们更喜欢用默认的方式。中国有一个文化,我们只要“感情好”了,我们就不算账,我们可能会觉得在爱情中加入婚前协定很膈应。

  传统社会稳定性强一点,用默认的方式大概率还是行得通的。到了今天,默认的方式风险就变高了。比如对于某件事,我以为是这样,原来你不是这样想的,我就感到被辜负了。但是如果用算账的方式呢,比如两个人要结婚了,其中一方把律师约来,两人坐在一起签婚前协议,在签的时候,突然其中一个人就想,这算怎么回事啊,算了,我们不要结了吧。计算这件事可能会破坏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计算和感情分开,分别地就事论事。我们理性计算的那一部分,和我们全情投入的那一部分,它们好像有一种不兼容性。

  所以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两个人的感情、婚姻,需要谈判,需要一个契约,但事先做好协议,又会损伤感情。全部拧在一起,就会出现很多感情问题等待被讨论。

  在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对象、伴侣,或者可能的伴侣和对象,到处钓鱼,到处撒网,我们的“不能容忍”和传统是一致的。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不能容忍”仍旧是现在主流的参照标准,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人不顾忌这个标准,会去“越轨”、“犯规”、成为“渣男渣女”呢?这里面是有模糊的地方的。

  那些被评判为“渣男渣女”“海王海后”的人,可能和控诉他们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可能其实是共享同一套逻辑,害怕受到伤害,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付出是不一定有回报的,自己很可能会被辜负的。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彼此双方选择的感情状态就是暧昧,两个人对彼此有点儿意思,但谁也没有给这段关系一个定义。“在一起”成了一个变量、一个互动状态,随时浮动。比如你可能有50%的几率和这个人在一起,突然情人节没有送你礼物,50%就变成30%,而双方也许没有达成共识,很容易就出现了“渣男渣女”“海王海后”。

  理性的、自利的态度,原本是挺好的。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就造成了一个普遍蔓延不安全感的环境,这就会使得人们的互动成本特别高,大家都在猜测、揣摩、怀疑……你发一条微信,他回这么一个表情,意味着什么?查查百度,看看文章,然而又不一定对。一个低安全感的文化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

  我相信有真正的“海王”或者说“情场老手”,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哪会有现在说的这么多呢?他会精神分裂的,心理学上不支持这样的人。除非他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者是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比如他是一个间谍,身负某种任务等等。一般人是不愿意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的。做渣男、渣女也需要天赋,这种人在严格意义上把其他人当作满足嗜好和欲望的工具,他要有非常冷酷无情的心,他要能够操纵人。

勇敢和理想的爱情

  我不鼓励愣头青。我鼓励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里面是有判断的。勇气和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你的判断也不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勇敢,所以勇敢才是美德。但勇敢和没有判断的勇敢——鲁莽——是一定要分清楚的。

  而且,勇敢本身会塑造关系,而关系又会塑造一个人。恋爱是这样,好的朋友关系也是如此。你要舍得自己去经历一段感情,但遇到挫折时,你不是责备自己,而是反思自己。最深刻、最长久、对你最有益的是,把痛苦的情绪和理性的反思结合起来,它会重新塑造你,滋养你,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来源,你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否则,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里,如果你用一个非常高的安全标准来生活,你能怎么办?你就只能独处。

  我知道现在好多人单身或者不婚,并不是完全不交往,而是内心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这个自我的空间不容侵入。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去交往,但这种交往是局部性的、有限的关系,没有办法使人体验到最深的感情的美丽。有时候那些好的、动人的恋爱故事恰恰是,最初的两个独身主义者,因为爱情淹没了自己,就把自己交出去了。当然,也许这也是一种风险吧。我特别喜欢伊桑·霍克演的《爱在》三部曲。最后两个相爱的人成婚了,但是当年那个光环都去掉了,他们有争吵,有孩子。电影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是有关联的,你需要有过那样一种非常忘我的爱情,才会有一个隽永的中年和老年。

  我给电影《革命之路》写过一篇影评,说爱情像革命,婚姻像制度。革命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的理性,听凭自己心灵的召唤。但是过日子,要有好多安排、机制,这是治理。大家看到的一面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到婚姻都会有一种幻灭感。好比法国大革命,就造成了一个制度,其实是特别不如人意。但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记忆,即便它会被淡化在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漫长岁月里,它也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让你重温,它有它的力量。

  所以,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悲观的、沮丧的气氛里,为什么大家还会看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其实内心还有所向往。只是我们的诉求是:需要伴侣;同时我们不舍得让自己的自主性、独特性受到干扰。因为人是害怕孤独的,或者说生活在孤独这样的选择后果中,人要很强大的。

  这怎么办呢?我再次提一个背景,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在人间”。这三个字听起来很拗口,指的是人们生活的社会,同时也暗示了人类生活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当这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自由时,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彼此之间的交谈”。

  我们需要灵魂伴侣、笔友、恋人、朋友等等,需要包容的、谅解的、交谈的关系。之前谈到“渣男渣女”时提到的工具理性,它有自己的适用领域。但人类在“系统”之外,还有生活世界。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理想的爱情仍然作为一种想象存在着,要不然现在的人不会感到那么无力,那么悲哀。爱情还有什么价值?我觉得两个特别重要,一个是,人要承认,每个人都是凡人。但是爱情非常奇妙,当你进入那种经典的浪漫爱情时,在世界上的另一个人那儿,你能得到彻底的、无限的、至高的承认——你是最好的。在其他生活中,你学术再好,总有人比你好,你挣钱再多,总有人比你多。但唯有在爱情这件事里,每个凡人都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非常了不得。爱情是上天给凡人的恩宠。

  第二点,在那种经典的爱情里我喜欢那个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他提出“minimal form of communism”,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什么是小型共产主义?就是我奉献,但不是单向的付出。我奉献以后,在你的幸福中同时感到我的幸福。你越幸福,我也越幸福。这里的理想关系是:你越是你自己,你越是被另外一个人爱。两个人的“小型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即“我最大的心愿,是使你幸福,所以我在成全你的时候,是满足了我自己最深层的希望”。

  本文节选自GQ中国刘擎访谈节目和《看理想》梁文道,刘擎,周濂三人谈,经刘擎授权发出。

版面编辑:邓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