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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发病率20年暴涨120倍,教师子女成高危人群?

2021年09月14日 21:0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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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又该如何浪费?悲哀的是,很多优秀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
图/视觉中国

  本文系博客精选,来源于“吴晓波”

  文|吴晓波

  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

  大概十多年前,有一位在美国某常青藤大学读博的中国学生,他平时兢兢业业,也颇有学术成果。一天,他突然对着电脑大笑,然后走出了宿舍,疯掉了。

  父母闻讯赶到美国,把他接回家。回国后,他再也无法和人正常交流。父母不解,从小到大,孩子的成绩名列前茅,也从未有过出格举动啊。最后,父母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了几行惊悚的文字:

  “我很害怕,或许我还不够好,我不知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据他室友回忆,他仅仅是在一个小项目上卡了几个礼拜。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几乎每个年轻人都试图回答过,却几乎无人能够完美回答。而答得不好的人,则陷入无尽的精神漩涡。

  最近读了一份关于中国精神疾病的报告,深有感触。

  报告的撰写者是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他还是前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副主任和总督导。在报告中他揭示了一个现象:

  今天很多优秀的年轻人都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疾病,甚至产生强烈的自杀倾向。

  他提供了三组数据。

  第一个数据,40年前,也就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是1%,即100个人中有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疾病。这个数据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17.5%。

  第二个数据,40年前,中国的焦虑症发病率大概为1%,现在这个数据是13%,100个人里有13个人患有病理意义上的焦虑症。

  第三个数据,20年前,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是万分之五。现在是多少?竟然飙升到6%。也就是说20年里,中国人抑郁症发病率增长120倍。

  所以近几年来,我们听到了一些古怪的新词。

  比如“职业倦怠症”,一种由工作无限膨胀与挫折引发的身体和情感的入不敷出感。心理学家大卫·波森认为,“倦怠会摧毁你每一样能力,短期记忆、正面乐观的态度、统筹、判断与推理能力。”

  用流行话来讲,就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我努力工作到底为了什么?

  为此,心理学家从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制定了一份调查问卷。结果参与调查的4000名中国人里,40%的人都有“职业倦怠症”。

  两年前,频道也曾做过小范围调查,那些认为自己对职业厌倦的读者,在表达个人感受时大多采用了“无助”“无意义”“抑郁”甚至“自杀”等负面词汇。

  还有一个词叫“微笑型抑郁症”。有些年轻人乐观开朗,人缘也不错,突然有一天就做出异常行为乃至自杀,让人难以置信。

  其实,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悲伤、苦恼、困惑。只不过,这些情绪都被隐藏了,在微笑的面具下,却是一个无助声音:“救救我吧。”

  成年人的崩溃只在一瞬间,然而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近几年来似乎并没有太多讨论。

  徐凯文博士讲了一个案例。

  他认识一位大学生,刚入北大的时候非常优秀,第一学期考了全院第一名。也就是那个学期之后,他数次尝试自杀,四年来,住院、吃药,所有治疗手段都用尽了,却不见好转,最后他只能放弃学业。

  100多年前,德国人威廉·冯特建立了现代心理学,并逐渐形成了对病理的分类诊断和治疗的科学疗程。一般情况下,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都可以药物、心理咨询进行治愈(严重的甚至会用电抽搐疗法)。

  但徐凯文博士提出,在今天,药物等疗法对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疾病是无效的。

  他把这种精神疾病称为“空心病”,症状很像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却根本无法治疗。

  我想,那位常青藤博士,或许也是“空心病”的受害者,他们会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感、自我怀疑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那么,哪一类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最容易患上“空心病”呢?

  徐凯文博士对有过强烈自杀倾向的孩子做了一个分析,调查样本不多,总共38个,但居然有50%的孩子来自教师家庭。

  我们一般认为,教师最了解教育的逻辑和本意,最容易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但是调查的事实却为何相反?

  一位频道的读者认为,教师在教育子女时,喜欢发号施令,不把批评当回事。子女由此产生了很强的挫败感,这样的家庭关系和成长背景容易把子女塑造成一个缺乏自信、自我评价很低的人,进入社会后,挫败感就会被放大,进而出现极端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空心病”乃至自杀归咎为教师群体的“职业病”?或者进一步探讨,教师群体职业素养的缺乏和道德问题才是罪魁祸首?这样的观点可能是片面的。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不能看仅仅看作是个人选择或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当一个人和社会的联系发生异常和脱节时,就容易发生自杀。

  社会为人的行动和价值观提供了一套有序的、被多数人接受的框架,这种框架被称为“社会规范”,而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破坏因素,它会导致“社会功能障碍”,形成一种社会病。受害者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病在个人身上的补充和延续。

  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是一套完整且截然不同的大框架,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规范,它是由国情、资源、历史、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

  在全球教育排名第一的芬兰,学校崇尚“融学科”教学,弱化考试与排名,一个普通班学生人数不到20人。我们很难想象,教育会变成一种考验服从性的军事化管理,教师被塑造成发号施令的群体。

  我们当然无法否定中国教育体制,至少它是目前一种相对公平、能保证阶层流动的高效系统,但它同时是一种淘汰制度。

  “读不了好的小学,就无法考上好的中学,读不了好的中学,就考不了重点大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共识,淘汰甚至在初中阶段“考不上就读职高”就开始了。

  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下,普通人的容错率实在太低了,所以一个家庭,在没有绝对财富实力的情况下,要小心翼翼地为子女做好详细的人生规划。

  显然,教师比普通家长更清楚教育的“捷径”,知道如何让子女“鱼跃龙门”,在未来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和走上成功之路。

  只不过充满着成年人视角的规划本身,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

  因为空洞、机械和缺乏温暖的量化考核目标,并没有解释个体“存在的意义”这个命题,我到底在为谁活?这个世界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那些高考状元、优秀学生进入中国顶级大学后,患上抑郁症、空心病,乃至产生自杀倾向的根本原因。

  教育究竟为了什么?如何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如果说要人生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对孩子来说,什么是美好的事物?又该如何浪费?

  这是人生在世需要不断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悲哀的是,很多优秀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被剥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权利。

  这是一个系统性难题,然而在目前来看,却是无解的。

版面编辑:邓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