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即1919年5月3日,居住在纽约的K.P.Wang先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表达了愤怒,认为“这摧毁了中国人对新秩序的信任”。他在信中指出,这完全是对日本的妥协,这个解决办法不过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日本获得了利益”,不仅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公然挑战威尔逊“十四项原则”中对远东问题的原则,也是对国际联盟未来的威胁。
《纽约时报》于5月9日刊登了这封来信。这位王先生在文中指出,日本得到了它所要的,但是无论从国际法还是道德维度来讲,中国应该得到的都被否决了。这就好比“从一个强盗转给另一个强盗”。这个决定十分突然和随意,没有考虑中国的权利和正义,除了为防止日本退出和会,连威尔逊总统也找不到任何其他借口。王先生警告,由于这个决定,“远东的未来变得越来越黑暗”。他还指出了这个决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影响,“这次是对中国最好的朋友美国和威尔逊总统——自由和正义世界的领袖——的失望。”虽然中国暂时衰弱和贫穷,但中国人会牢记这个耻辱,这个记忆会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从一代传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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