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本书首次全面介绍了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以赛亚·伯林（1909—1997）这两位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的深刻分歧如何继续为政治理论和哲学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尽管他们作为犹太移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经历有重叠之处，但伯林非常不喜欢阿伦特，说她代表了“我最厌恶的一切”，阿伦特则以冷漠和怀疑的态度回对伯林的敌意。《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以生动的风格写成，充满了戏剧性、悲剧性和激情，首次讲述了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并展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观点如何继续为今天的政治思想提供重要教训。利用大量新的档案材料，蛭田圭追溯了阿伦特和伯林的冲突，从他们在战时纽约的第一次见面，到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不断扩大的思想鸿沟，对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争议，他们在1967年的会议上最终错过彼此接触的机会，以及伯林在阿伦特死后对她的持续敌意。蛭田圭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研究了同时将阿伦特和伯林联系在一起并造成分裂的关键问题，包括极权主义的性质、邪恶和大屠杀、人类主体和道德责任、犹太复国主义、美国民主、英国帝国主义和匈牙利革命。但是，最重要的是，阿伦特与伯林在一个关乎人的条件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自由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把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叫到一起……这次会面从一开始就搞砸了。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条顿范、太黑格尔化了。阿伦特则把伯林的风趣误认为轻浮，觉得他不够严肃。
——阿瑟·小施莱辛格
1991年，美国哲学家诺曼·奥利弗·布朗写信给他的朋友、从前的导师以赛亚·伯林，赞许地提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恐惧共和国》的书。这本书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复兴党（Baʿath Party）的开创性研究，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卡夫卡式”世界与其据称的20世纪前身相比较。在做这样比较的时候，这本书借鉴了一些反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品，包括伯林的《自由四论》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伯林对这一对举颇为不悦。他回信给布朗，“我想那（《恐惧共和国》）是关于伊拉克恐怖的故事，这个就不说了。但让我深感不快的是，我的名字竟和汉娜·阿伦特小姐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告诉我，你真的明白阿伦特小姐跟我的某些根本区别吗——否则我们怎么继续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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