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用先生(1902—1983)是我终身怀念的长辈。记得父亲向我介绍时,就称赞他的饱学,说读书有问题可以请教他,而我也真的备了一个练习本,记录过若干有疑惑的问题,并请父亲居间传递。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没有开始,孙先生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参加者,父亲与他及1958年版编辑工作的领导者冯雪峰过从频繁,最初见到他们都是在自己家里。
其实不仅对我,孙先生的年龄对父亲也够作长辈了。我们对他的尊重是对长者的尊重,也包含对知识的尊重。他写给父亲的信有上百件,其中有些难分是信还是便笺。往还中他送给父亲的书籍及于古今中外,从本人著译到旧藏应有数十种,而今想到在学识上万难企及他,内心不无悲哀。曾作小文《孙用伯伯漫忆》(《美文》2006年4月),那时距他过世已有二十余年,至今又将有二十年过去,抚今追昔,自悲的成分多过了怀念,实在是比“老大徒伤悲”还要伤悲。
难以企及孙先生,总结下来首先是缺少勤奋,缺少良好的学习习惯。认识他的时候,我在邮局上班,恰好他就是在邮局自修成才的,好像唐弢先生也是,父亲以及戈宝权先生,都用两位先生的范例鼓励过我。然而我是太懒散了,把最好的时间都花费在围棋和麻将上面了,没日没夜地沉溺其中,而且就连这两样也完全没成气候。由此看来,又不仅是缺少勤奋的问题了,头脑也是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