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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死亡,是对现代医学既定边界之外的痛苦做出的回应|不愿活下去的人②

文|凯蒂·恩格尔哈特
2024年10月27日 07:14
那些反对医生协助死亡的人从一开始就担心,任何死亡权都可能会经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强制步骤演变成一种死亡的义务
在这些女性的故事中,关于合法医疗限度的辩论变成了关于基本人权的更痛苦的对话,最后又演变成战役,进一步推动了“病人自主权”运动。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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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25岁的南希·克鲁赞(Nancy Cruzan)在密苏里州的迦太基开车从附近一家奶酪厂下班回家时,汽车失控了。人们发现她脸朝下倒在一条水沟里,当时已经没有了气息。之后,医生宣布她成了植物人,给她上了生命维持系统。这个女孩的父母坚持认为,他们的女儿宁愿死也不愿成为植物人,要求医生拔掉她的饲管。医院的管理层也拒绝了。跟上一个案例一样,这个女孩只能躺在病床上,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她的手脚以极不合理的角度向内扭曲,除了偶尔的眼球颤动、癫痫发作或呕吐之外,她的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只不过这一次,病人的命运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1990年,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对死亡权案件做出裁决。9名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任何有能力的个人,无论他们的预后如何,也无论某种治疗方案会多么有效,都有权拒绝任何医疗。比如说,病人可以拒绝服用能救他一命的药物。此外,家庭成员和医疗代理人也可以代表没有能力的病人拒绝接受治疗,只要病人留下清晰的证据,证明是自己的明确意愿。一些主张安乐死的人对这一裁决鼓与呼,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中有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感觉:大法官们确立的是一项很多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且一直拥有的权利。

责任编辑:李佳钰 | 版面编辑: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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