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开铜禁,解钱荒(上)|识史》
遏制唐以来的钱荒问题,减轻新法带来的货币量负担,是朝廷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王安石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有三个较大的变化;一是将陕西的折二钱扩大到广大铜钱区;二是解除铜禁和钱禁;三是大力增加铸钱。”(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北宋钱荒问题,是经济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钱荒在中国货币史上并不罕见,北宋的钱荒首先也是沿唐朝而来,除了唐后期战乱频仍之外,也与杨炎推行两税法关系极大。不过,北宋的钱荒有其自身特点,首先,它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局部的,苏辙就说过,“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苏轼也说过,“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司马光也说,“今江淮之南民乏钱谓之钱荒。”钱荒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即淮南路(熙宁五年分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北宋经济最发达的铜钱区;其次,北宋东南钱荒的成因复杂,是权力性、政策性与自然性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其三,东南地区的钱荒持续时间相当长,朝廷长期缺乏应对能力,与其未能深切了解钱荒原因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