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王任叔[1]百年诞辰,王仰晨曾写下《任叔同志的一封信及其他》一文。“一封信”是回顾王任叔给他的教益,“其他”是回顾他们共同去南方出差的经历。
那次出差是在1958年10月。在他们之外,同行者还有社中另二人,沿途到过芜湖、安庆、合肥、九江、南昌等地。此后另二人去了瑞金,他们去了上海,先后受到蒯斯曛[2]、谢澹如[3]的接待,再去杭州看了许钦文[4]、谷斯范[5]等人后返京。
在上海同游外滩时,王仰晨就自己的若干旧文,征询王任叔的意见,回来后收到了这封1400字的信。信中指出:“你的作品的生活内容没有突入到社会阶级斗争的核心,没有突入到人民生活的内脏,如果作品的生活内容仅限于上面这些,那在今天说来,就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了”。信后针对作品《海年先生》指出:“这样的人是有的,但是你不能凭感觉去理解他,你还得凭理性去理解他,这样的小人物为什么要抱着憎恨的态度去讽刺他呢?……你记得果戈理的《外套》吗?他是怎样讽刺一个小人物,但又怎样同情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呵!这里就有理性分析对作家的重要作用了。”今天读来,我感觉除去“阶级斗争”可以免提,这里的批评确实有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