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兴八首》散论之三：杜甫“刺”玄宗？｜杜甫的邀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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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杜甫来说，诗是思考的工具、探究的工具和表达的工具，自然也是论政的工具，杜甫以诗代奏议。“诗史”之名，正来自于他援时事入诗，在诗中评论时事这一独特的诗歌理念。既然借助诗品评时事，便免不了在诗中议论政治得失、针砭弊政、恶政，因此，杜诗常常语含讥刺。对于杜诗这一重要特点，古代的诗评家们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人赞扬，有人反对。钱谦益等非常看重杜诗的讥刺风格，予以褒扬并发展出“以诗证史”的批评流派，而杨慎、袁枚等就反对，认为杜甫心存忠厚，如果“皆以为有所刺，则少陵之诗扫地矣”，杨慎以不屑的口吻写道：“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