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重阳节那天,我所在的一个律师、媒体人和学者比较集中的微信群一早开始了热烈讨论。他们说,在上世纪90年代,街上有一些智力残疾流浪人员,他们出现在街角,没几天又默默失踪了,可能被卖去了黑砖窑厂;可能被为了练胆的混混殴打;也有可能冻饿或者病死在了某个桥洞,像一条流浪狗一样,无人关心。
在他们讲述这些智力与精神残障人士遭遇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虽然我还没有到给自己庆祝“重阳节”的年龄,但却有一个6岁患有孤独症的儿子,根据我们国家的残疾人评定标准,他可以定级和申领残疾人证。

去年重阳节那天,我所在的一个律师、媒体人和学者比较集中的微信群一早开始了热烈讨论。他们说,在上世纪90年代,街上有一些智力残疾流浪人员,他们出现在街角,没几天又默默失踪了,可能被卖去了黑砖窑厂;可能被为了练胆的混混殴打;也有可能冻饿或者病死在了某个桥洞,像一条流浪狗一样,无人关心。
在他们讲述这些智力与精神残障人士遭遇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虽然我还没有到给自己庆祝“重阳节”的年龄,但却有一个6岁患有孤独症的儿子,根据我们国家的残疾人评定标准,他可以定级和申领残疾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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