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钱穆逝世31周年，《国史大纲》仍是绕不过的经典｜纪念

　　本文系博客精选，来源于“吴晓波”

　　文｜吴晓波

一

　　“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这是80余年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写下的文字，今天读来仍有铿锵之感。

《国史大纲》封面

　　1990年8月30日，国学大师钱穆钱宾四先生作古，到今天已经过去整整31个年头。我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国史大纲》时，年纪不过20出头，阅历不深，翻书倒快。囫囵吞枣地读完全书，没什么特别感觉，还自忖不喜欢钱穆的治学方法。

　　但几天前，我再从书架上取下《国史大纲》翻阅，才发觉随着年岁渐长，感受早已有大不同。我越来越发觉老先生做学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二

　　钱穆是江苏无锡人，出生在1895年。

　　你会发现，民国历史上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有很多都出生于1890年代，比如1890年出生的陈寅恪、1891年出生的胡适、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他们可以说是100多年前的一批90后。

　　这一代人蛮悲催的，因为身处清廷没落和中国文化最走投无路的黑暗年代。人人都怀着一腔热血，迫切希望为这个国家找到出路，所以他们也是五四运动中最主力的那一拨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00多年前的这批90后里，诞生了不少像胡适这样的全面西化派，抑或是毛泽东这样的革命派。

　　相比于这些元气充沛的同龄人，钱穆在当年多少显得有些少年暮气。

　　他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入常州中学堂，15岁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适逢武昌起义，钱穆遂辍学。迫于生计，1912年，钱穆开始在乡村小学任教。

　　教书之余，钱穆坚持读书、写作。他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清晨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读史籍，日中泛览杂书，并先后撰写《论语文解》《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等著作。

　　1930年，受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引荐，35岁的钱穆来到燕京大学任国文教授，不久后转入北大。

　　这个从乡村跑出来的教师本不起眼，他既没有留洋的学历，也没有博士的头衔，但因为讲课特别生动、透彻，钱穆竟很快成了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

　　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回忆说，“钱先生讲课非常精彩，堂堂爆满。他讲课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

北大史学系1938年毕业班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后来，钱穆将自己在国学史课上的讲义稿编撰成书——就是今天依然畅销的《国史大纲》。

三

　　当年写过中国通史的人不少，比如钱穆在常州中学堂时的老师吕思勉就曾著《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

　　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其中被诸多近现代学者公认最有洞见，在今天也最受当代读者喜欢的，应当还是钱穆的这本《国史大纲》。

　　是钱穆比吕先生他们的学问更深厚吗？

　　在我看来，其实最关键的不是学问的高低，而是钱穆先生做学问以及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

　　在《国史大纲》的扉页，钱穆先生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凡是读这本书的人，都要具备以下四个信念：

　　第一，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都是稍有了解的；

　　第二，只要你对本国历史有所了解，那么就一定会对过往的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

　　第三，因为有了这种温情和敬意，所以你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也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已站在既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身上诸多不足通通推卸于古人；

　　第四，当一个国家抱有上述信念的国民渐多，国家才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希望。”

　　“对历史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这就是钱穆对待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态度——不极端、不偏执、不虚无。

钱穆书法

　　这在当年算是一个特例——100多年前的那批90后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呈现出两个极端。

　　大部分人持“打倒孔家店”的态度。就连鲁迅先生，在当年也有“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样的言论。

　　这类想法在五四前后可以说是中国青年的一种主流思潮。

　　而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中国文化什么都好，此类观点的代表是辜鸿铭等人。

　　辜先生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在他的眼中，中国文化角角落落都是好的。

　　他为一夫多妻制辩护，他说你看，咱们中国人喝茶，1把茶壶配几个茶杯，你有见过1个茶杯配几把茶壶的吗？肯定没有。

　　跟这两派态度鲜明的人相比，钱穆先生站在中间，带着温情和敬意去研究和传播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这在当时看来一点都不性感，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四

　　钱穆还写过另一本书，叫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它在今天也是一本很受年轻人喜欢的畅销书。

　　在当时的学术界有一种共识，就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黑暗，民无权，国无法，所以政治改革要么全面欧美化，要么全面苏联化。

　　钱穆并不这么看。他写道，“我将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中，钱穆从政府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5个朝代的政治得失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评说。

　　这本书流传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的一本必读书。

　　到今天，钱穆与他同时代的那批90后学者都已故去。人们对他们的学问高低众说纷纭、争执不休，但或许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思考，到今天仍在传递和延续。

　　其中钱穆那种带着温情和敬意去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钱穆先生晚年

　　不极端、不偏执、不虚无，我想不仅是做学问，也是我们做人、做企业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