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在癌病房做实习大夫,最让我纠结的不是例行的跟班查房、会诊、抄处方,而是不知如何面对那一双双忧伤的眼睛,以及“为什么是我”的追问。清楚地记得,一位全国劳模罹患肺癌,发现时已经由肺部向全身转移,胸水压迫之下呼吸短促,仍然以带喘的急促声问我:“我的街坊XXX,一个混世魔王,只干坏事,什么好事都不做,为什么他不得癌症?我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为社会效力,却摊上这么个不治的绝症?老天不公呀!”
这就是著名的人生悖论,“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40年前,我在癌病房做实习大夫,最让我纠结的不是例行的跟班查房、会诊、抄处方,而是不知如何面对那一双双忧伤的眼睛,以及“为什么是我”的追问。清楚地记得,一位全国劳模罹患肺癌,发现时已经由肺部向全身转移,胸水压迫之下呼吸短促,仍然以带喘的急促声问我:“我的街坊XXX,一个混世魔王,只干坏事,什么好事都不做,为什么他不得癌症?我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为社会效力,却摊上这么个不治的绝症?老天不公呀!”
这就是著名的人生悖论,“厄运总是降临在好人头上”。
版面编辑:邓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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