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啃老”，老年人“啃”谁？｜热议

　　本文系博客精选，来源于“南都观察”

　　文｜李愚

　　二姨每每跟母亲通电话，一半时间都在吐槽表姐。

　　表姐1982年出生，离异，有一个读初二的孩子。她中专学历，结婚前做过酒店服务员、导游、私立幼儿园教师。离异后带着孩子住进二姨家，原本的婚姻一穷二白，离婚时也分不到什么财产。

　　离婚前表姐有几年没工作，现在想找好一点的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到超市里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3000元。二姨、二姨夫是退休职工，退休金加起来每月5000元。

　　去年二姨出了车祸，花了几万块，看着表姐一直攒不下钱（主要用于孩子的兴趣班），房贷、物业、买菜、宽带费等都需要帮忙，二姨意见很大，抱怨自己命太苦：难道，孩子得从小养到大？

　　像二姨这样被“啃老”的老人，在当今城市社会时常可见。

“被迫啃老”

　　有必要先厘清一下“啃老”的定义。

　　以往大家倾向于认为啃老的人“前途一片昏暗，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四肢健全，眼高手低，却甘于腐烂在家中，像蚂蝗一样吸长辈血”。

　　这样的人很难得到太多同情，因为他们有能力而不奋斗。

　　笔者这里谈及的“啃老”，主要是指那些也想努力改变现状，但因无收入或收入低，不得不依赖父母接济的人。这是一种“被迫啃老”。

　　“被迫啃老”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城市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打零工、工资太低，住在家里，由父母补贴开支。

　　一类是农村出生但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租房（或在父母补贴下买房），虽有一份工作，但工资很难养活自己，由父母补贴。

　　还有一类，是农村出生且仍居住在村里的年轻人：种地或经营小本生意，收入太低，仍需要父母做工赚钱补贴。

　　大部分父母还是愿意给孩子一定经济帮助的。中国观念里的“家庭”并非西方后工业社会只包含亲子两代人的概念，而是多代的大家族。子女成年后，父母仍视之为家庭的一部分，家庭经济不会区分得很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啃老”是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观念来衡量中式家庭里的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代际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之间有很强的责任感：父母倾其所有帮助子女，即使子女已经成年；反过来，在父母老去之后，子女也受到传统孝道的约束和影响，努力恪守“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的义务。就是俗话所说的“养儿防老”。

　　费孝通将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

　　反馈模式是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

　　接力模式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义务，子女长大成人后却不一定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只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养育之责。

　　但现在，“反馈模式”缺失了循环的一半：父母仍在支持子女，子女却不能回馈父母。

这就是命？

　　二姨之所以一直抱怨，就是因为她单方面在付出，表姐压根就指望不上。

　　这是很现实的考量：孩子连自个儿都养不活，还指望给自己养老？

　　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依靠自己养老。中国当前调查数据并不多，但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日韩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数据表明，韩国老人更多地是依靠养老金而不是自己的子女。每10位60岁及以上老人中，只有1位（10%）主要靠子女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 与2010年的25%相比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超过一半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费。

　　由于养老金不足，日本银发族出现就业潮。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年人从事出租车司机、停车场指挥员、商场治安员、超市理货员等底层低收入职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在工作也不少见。

　　福利体系更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老年人的处境会更难。202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3.5%，每7～8个人里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

　　这些老人靠谁养？

　　笔者老家在闽南农村，母亲跟我住在城里，村里老人有白事，母亲就会回去帮忙，并常常感慨：生孩子真是没用啊，不少老人都是在家里走的，家中没年轻人，往几十公里外的市区医院都没法送，甚至有的老人走了，子女才“舍得”放下城里的工作，匆忙赶回来。

　　母亲怪年轻人不孝，但也知道年轻人的难处。农村年轻人在城市里打拼，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或有心无力，或鞭长莫及，或出于很现实的考量，最终牺牲了老年人的权益。母亲也只能归结为“这就是命！”

　　让老人们惶恐的是，已不指望孩子来养老了，孩子还要来啃老，“压榨”他们的养老储备。

　　有条件支援子女的父母，只能一边帮着，一边怨着。我们小区的王阿姨和丈夫都从报社事业编退休了，两个人一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13000元，很早就在所在的三线城市里买了三套房。独生子在上海打拼，拿到上海户口，要结婚买房，两位老人二话不说卖掉一套房，还拿出150万的现金，给儿子凑了300多万元的首付。

　　王阿姨没指望孩子养老，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一年到头就回来一次。她想着名下还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加上可观的养老金，老年生活还有保障。无奈儿子经常以生活压力太大为由要求她支援，甚至提出把另外一套房也卖掉。王阿姨虽不同意，但还是每月给儿子打5000元的生活费。

　　更多的老人并无王阿姨的经济能力，当孩子伸出手，他们只能“重出江湖”，但所谓的职场，也只是打打零工。

　　就像二姨，也曾帮小区里的双职工父母看小孩。两三个月后，快70岁的二姨就觉得身体受不了，孩子实在太闹腾。二姨夫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曾晚上出去载客。但70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基本也拉不到客人。

　　农村老家的一个堂叔公就更为不幸。他有一个独生子，在村里接一些水电安装的零工活，两个孙辈读书还需要堂叔公接济。堂叔公做了一辈子水泥工，70多岁还去农村的工地上帮人家当监工，一次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直接就没了。

　　每每村里人提及此事，说的还是那几个字：“这就是命啊！”

深陷“泥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已经很努力工作了，却很难做到经济独立。跟老一辈相比，这一代年轻人也许经受着更大的时代转折之痛。

　　刘亚林（化名）去年就从某普通一本高校的中文系专业毕业，至今仍没找到理想工作，只能“暂时啃老”。他的功课其实不错，但一开始瞄准的国企、电信、银行等相关岗位，来应聘的都是一堆硕士，他只能在家准备新一轮的国考与省考。

　　有这么一个说法：“‘后文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和‘转轨红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三大‘红利’潮。赶上‘后文革红利’升官，赶上‘市场化红利’发财，赶上‘转轨红利’有不动产。”等到这一代年轻人进入社会时，这些红利都已经消失了，而当GDP增速减缓时，可能要付出双倍努力。

　　2009年，笔者曾去新东方教了一整年的中学全科。当时课程火爆，教师供不应求，一到周末课都排满，月收入两万元以上。中学全科的老师主要是名校毕业的学生，北大清华都有，身边人也不会觉得去新东方这样的民办机构是屈才，因为月薪两三万起步，在当时颇为可观。今年取消课外培训后，新东方大幅裁员，包括一位留在里面的前同事。她说，从没想过自己会是这么失业的，收入一下子断了，房贷又如此高昂，全靠丈夫一人不现实，也只能考虑一下短时间啃老了。

　　一边是时代的变量直接导致好工作稀缺、年轻人的上升变得困难；另一边则是大城市里生活成本高昂。比如在北京，有多少外乡年轻人没吃过租房的苦头？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6356元/月。但2021年8月，北京平均租金112.5元/月/平米，租一个50平的房子，一个月租金就要5625元，这意味着，想要“豪气”租个50平的房子，88%的可支配收入都要拿来交房租，更不说其他日常开支。

　　如果是租房一族，且薪资待遇不高，那么在大城市的头几年，想要相对体面地生活下来，多少需要接受父母的接济。这种“不得不”，就像脚踩泥淖，总觉得可以拔出来，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时还越陷越深。

有限资源流向下一代？

　　年轻人啃老，或许正成为世界性趋势。

　　去年韩国有314万名成年人“啃老”，其中20～29岁的年轻人，每10人中就有4人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日本内阁府发布的调查显示，日本40～46岁的“蛰居族”估计达到61.3万人，甚至超过了15～39岁年龄段的54.1万人。日本还出现了“8050”现象，意为80岁的父母照顾50岁的子女，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即使在西方后工业社会，这种现象也在加剧。去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该国18～29岁的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年龄段高达52%的人与父母同住，创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纪录，啃老年轻人总数高达2660万，超过了大萧条时代的峰值。

　　法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法国18～24岁的年轻人中，70%需要父母财物援助才能度日；意大利20～24岁青年人群中尼特族（“不就业、不上学、不受训”的“三不青年”，英文缩写是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比例高达29.1%；26%的澳大利亚家庭中居住有一名成年子女……

　　不过，在西方的“接力模式”下，年轻人啃老“有限度”。国民福利本身不错，多数父母是在不过分影响自己生活的背景下支援。

　　中国的“反馈模式”虽有所松绑，但父母仍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尤其是许多农村父母，对儿子倾其所有，也依然对儿子承担着“无限责任”。

　　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时“不孝”，是因为处境艰难必须做出抉择，比如有限的资源，是留给自己，留给孩子，还是留给父母？

　　无论是我的二姨还是小区的王阿姨，她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儿女只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孙辈身上。送孩子去补习班很大方，带父母看一次病就担心医药费。

　　年轻人尚可以啃老，老年人又能“啃”谁呢？

　　“现在最怕遇到个什么大病，那就只能等死了。”二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