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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中如何突破人体解剖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障碍|医话

2022年03月01日 09:21
有别于19世纪初抵华的医学传教,到了19与20世纪之交,奥斯勒医学人文精神西风徐来,直接与千年传统禁锢,以及利用医学传播宗教,展开全面抗衡
从更加宏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医学人文对促进华夏思想启蒙,呈现崭新的里程碑意义。

  一般来说,寿命越长,越有机会把握话语权。照此逻辑,当事人的口述,通常被视为一手研究史料。“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周有光 马国川 《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但这一次,周有光先生的自述有偏差。当然,也无必要苛求百岁老人的回忆细节。作为文科生,周老当年恐怕并无机会了解医学院的课程安排。事实上,圣约翰医学院的人体解剖教学现场,就设在梵皇渡校园的格致楼(图一)。这栋经社会募集3万美元,花费一年时间修建的崭新大楼,各层分别安置了化学、物理和医学专门教室。

  每具大体老师的尸体,被人力升降机运抵三楼,安置在巨型天窗下方,此处可谓国内建制化医学院拥有的最早解剖教学区域。彼时,教授惊世骇俗的人体解剖课程,因涉及诸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等礼教文化和传统医学的千年禁锢,在晚清社会未达可以公开张扬的地步。因而,人体解剖课程即使在开明的校园,依然鲜为人知,称医学院师生为时代先锋,并不为过。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邓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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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益昉
旅美学者。历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外籍教授、上海健康医学院奥斯勒健康人文与医学中心特聘教授。研究领域聚焦社会医学、科学政治学、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等。